比尔·盖茨最新访谈录：我为穷人代言
导读：盖茨夫妇曾在2012年宣布：基金会将在盖茨夫妇去世后的20年内捐出所有资金，然后进入清盘程序。彼时，这个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会将在世界上不复存在。盖茨也在此次专访中再次向本刊记者确认：“在本世纪内花光盖茨基金会所有的钱，实际上展示了我们对于推动进步的乐观和决心。”
“不管按照什么标准，这个世界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比尔•盖茨与妻子梅琳达在今年1月发表的2014年年度公开信的第一句话。这位乐观主义者甚至大胆预言：“到2035年，世界上将不再有贫困国家。”
北京时间2014年1月22日，比尔•盖茨夫妇首次联名发布《2014盖茨年度公开信》。从2009年开始，盖茨的老朋友沃伦•巴菲特鼓励盖茨效仿他的做法，每年都写一封年度公开信。巴菲特所谈的是他对经济与金融形势的看法，盖茨所谈的则是他对慈善与全球发展的看法。
《2014盖茨年度公开信》的标题是《粉碎妨碍全球发展的三个错误观念》。盖茨在信中提到：“这是我连续第5年发表公开信，之前的年信都一直在介绍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但今年的年信，我和梅琳达希望把全部内容都用于破除三个谣言，因为它们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极具破坏力。”他所说的三个谣言分别是：“穷国注定永远贫困”、“对外援助是巨大浪费”以及“挽救生命会导致人口过剩”。
2014年2月，盖茨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进一步分享了他对慈善事业的宏图大志，也坦言在此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挫折。
替穷人投资
记者：在从企业家逐步过渡到全职慈善家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观念上的改变？
比尔•盖茨：对于资本主义在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核心作用，我一直是一名真正的信徒。我相信在自由市场能够运作的地方，资本主义的灵活和创造性使它能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
但我和妻子梅琳达1993年第一次前往非洲的经历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次非洲之行让我们了解到，非洲大陆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儿童死于麻疹、疟疾、乙型肝炎、黄热病等疾病，仅仅一种我从没有听过的种病毒——轮状病毒（Rotavirus）每年就会杀死50万名儿童，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基本不存在。我们原以为，如果数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那一定会有来自全球各方的努力在拯救他们，但我们错了。虽然私营部门在满足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的需求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世界上还有数十亿人无法以引起市场关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们只能忍受匮乏。另外，尽管私营经济市场在医学、科学和技术方面培育出很多了不起的创新，但私营部门对创新的投入仍然远远不够。有一些巨大的创新机会是被市场忽略掉的，因为冒那种风险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回报。
针对贫困人群的创新正是受到这两方面市场局限的阻碍。随着梅琳达和我越来越深地参与其中，我们发现一些急需的疫苗就在货架上摆着，而另一些则根本没有机会生产出来。如果没有买家埋单，市场是不会把巨大的赌注押在突破性研究上的。这就解释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没有疟疾疫苗，尽管每年有100万人死于疟疾。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市场力量鞭长莫及的世界里开展工作。
记者：那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又是如何克服这一缺陷的呢？
比尔•盖茨：我的好朋友、基金会联席理事之一沃伦•巴菲特曾就慈善事业向我和妻子梅琳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不要只做那些稳妥的项目，要挑战那些真正棘手的问题。”对此，我非常赞同。
盖茨基金会与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努力应对一些严峻的挑战。例如：探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赤贫和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以及美国教育制度的缺陷问题等等。之所以集中精力解决少数几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正是妨碍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
我们会资助那些有利于消除这些障碍的奇思妙想——不论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农民增产创收的新技术、预防和治疗致命疾病的新型工具，还是帮助师生在课堂内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的新方法，我们都会大力支持。这种创新除非慈善事业一马当先，否则企业和政府很可能不会参与进来。而一旦你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慈善就能利用政治和市场的力量将那些创新带给最需要它们的人。
我们利用基金会的资金建立了一套让市场力量为穷困人群服务的系统，这套系统保证了药费支付，这样制药公司尚且可以赚到一点钱，或者至少不蚀本。随着这种方法的价值渐显，政府投入资金来为市场激励机制添砖加瓦，一些制药公司也开始将解决贫困世界的疾病纳入自己的商业模式之中。在研究和分配领域，有针对性的慈善资金促使企业和政府采取行动。自2000年以来，这种催化式慈善的合作关系已经让2.5亿名儿童获得疫苗接种，拯救的生命超过500万人，我们甚至有望在2015年看到疟疾疫苗的问世。
记者：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企业和政府不愿意承担的失败风险主要由基金会来承担？
比尔•盖茨：我们资助的项目中将会有一部分失败，对此，我们坦然接受，且已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认为，慈善事业的基本作用就是对那些政府和企业无力承担、但前景光明的解决方案投下赌注。当我们了解到哪些赌注将会获得回报时，就必须调整战略并分享成果，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当然，要挑战“真正棘手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未必总能成功。如果就单纯意义而言，我们很多的失败集中在科研领域，支持的项目最终未能得到期待的成果。另一个方面的失败是，我们认为一些项目可以由政府接管过去，但遗憾的是到最后它们并没有那么做。
让世界尽快不再需要盖茨基金会
记者：盖茨基金会将会在你和妻子梅琳达去世后20年内花光所有的钱，然后关门。在中国，很多人都很好奇，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让盖茨基金会存续下去？你和梅琳达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考虑的？
比尔•盖茨：我和妻子梅琳达以及另一位主要捐赠人巴菲特都认为，盖茨基金会应该把精力集中在21世纪。因此，我们会在我和梅琳达去世后20年内用掉所有的资金。此外，巴菲特也表示，他所持有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票的收益，也将在他离世后10年内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在本世纪内花光盖茨基金会所有的钱，实际上展示了我们对于推动进步的乐观和决心——要在选定的重点领域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多快就做多快！
实际上，如果我们希望基金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也就意味着我们认为全球健康的不公平现象将永久持续下去。这是不对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认为通过在一个相对短期内的重点投入，我们可以加速科技和医药领域的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很多问题。让世界尽快地不再需要盖茨基金会，这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基金会将根除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作为首要任务，但是目前已经被人类成功消灭的疾病只有天花一种，根除脊髓灰质炎目前看来形势如何？基金会接下来有没有新的战略或手段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
比尔•盖茨：根除脊髓灰质炎是盖茨基金会的头等大事。1988年世界上每年还有125个国家的近35万名儿童因这种疾病致残，而去年全球新发病例数仅为400个。这是多么大的成绩！然而，正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最后的登顶往往是最艰辛的。因为传染病的特性，脊髓灰质炎的传播不分国界。只要有一例存在，各国都无法松懈。每年，全球上亿的孩子都需要接种疫苗才能免于受害，这该是多么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投入呢？
2013年4月，盖茨基金会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启动了一个六年计划，希望到2018年可以根除脊髓灰质炎。这个计划还致力于通过提高疫苗普及率来降低儿童死亡率，并且为其他一些全球健康领域的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截至去年年底，这项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世界上仅存的三个脊髓灰质炎流行国家中，尼日利亚的病例数与2012年相比下降了57%，而阿富汗更是下降了65%。就是在上个月，被世人认为最难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印度，也实现了三年无脊灰病例的纪录。
当然，要实现全面的疫苗免疫，我们还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巴基斯坦是最难推进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一些地区塔利班势力不允许疫苗接种人员进入，甚至袭击、伤害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很痛心，希望这种局面可以早日改善，因为孩子们会因为这种疾病致残。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参与倡导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活动。我们还有很棒的计算机模型可以来帮助和指导这些工作。
记者：您最近发表的年度公开信中试图破除三个制约全球发展的谣言，其中一个就是强调对外援助并非巨大浪费。为何如此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呢？
比尔•盖茨：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健康领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之一，而对外援助在健康领域的投资可以大大改善这一现象。每当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儿童死亡，人们的寿命更长、生活得更健康，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盖茨基金会正与世界上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健康专家共同研究如何让未来更美好。
然而，很多人认为对外援助在发达国家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认为削减外援预算会节省大量资金。美国民众就“外援占政府预算比重”接受民意调查时，其答案平均值为25%。而当问到政府合理的外援支出比例时，人们的普遍答案是：10%。我估计在英国、德国或其他国家，民众也会有类似的印象。而实际数字又是多少呢？挪威是世界上对外援助最慷慨的国家，其外援占政府预算比重也仅为3%，而美国则不到1%！
美国政府预算的1%约为300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10亿美元用于对外健康援助项目，包括：疫苗、蚊帐、计划生育、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药物等（另外190亿美元用于修建学校、道路以及灌溉系统）。我并不是说110亿美元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客观来讲，这就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承担30美元。
美国政府在本国农产品补贴上的支出是其对外健康援助经费的2倍多，军费支出是对外健康援助经费的60倍还多。下次如果有人再和你说，我们可以减少对外援助来降低政府预算，我希望你能质问他：通过牺牲生命的代价减少政府开支，真的是你所希望且最好的选择吗？
此外，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纠结于援助是否有效，而应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让援助更有成效。无论是上游的全球公共产品研发，还是下游的创新产品应用推广，如何提高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都至为重要。
希望中国慈善更多帮助世界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项目进展如何？
比尔•盖茨：在过去六年里，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健康领域。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控制这一疾病。我们在中国的结核病项目，旨在减少受结核病之困的人群。从三年前开始，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已经看到结核病感染人数明显下降。
如果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也抱着开放的心态。可以说，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在帮助中国的同时，也开始推动用中国经验帮助其他国家。
我们的疫苗项目非常成功。比如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促进更多可以造福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的中国疫苗达到国际标准。特别是去年10月份，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对中国生产的乙脑疫苗的预认证。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疫苗首次通过WHO预认证，进入联合国采购机构的药品采购清单。无论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儿童免受乙脑侵害，还是对于未来疫苗能得到更广泛的供应，这都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中国疫苗制造业有巨大潜力，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疫苗成为WHO预认证的产品，整个世界将因此受益。
中国也是我们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国不但在帮助本国农民提高粮食产量、脱贫致富方面有丰富经验，而且在水稻现代育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正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绿色超级稻”的研发合作。这种新型水稻品种对于化肥和水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少，目前已经引进到一些非洲和南亚国家进行试点。当地的小农户已经通过“绿色超级稻”实现了增产20%的目标。
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更大进展。当然这一过程是很复杂的，包括三方的合作——贫困国家、中国和我们——但我们有信心将其推进。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遇到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比尔•盖茨：基金会所致力的领域往往是对穷困人群影响最大、却不容易受到关注的健康和发展领域。因此，挑战性也很大。
我们的结核病项目虽然进展顺利，但结核病防治本身仍面临巨大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中国成功地把结核病病例数降低了近一半，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比不上的成就。但是，大量的耐药结核病例的不断产生给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如何确保医院给结核病病人提供规范治疗，防止更多耐药病例的出现？这些都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要开发新的结核病诊断工具和新的药物。我希望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加入到抗击结核病的全球努力中来，让更多结核病病人摆脱痛苦。也呼吁公众关注这个常年被忽视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很赞赏世界卫生组织抗击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彭丽媛女士，她在呼吁关注结核病防治、关爱结核病病人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结核病病人中很多都很穷困，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进来，为他们的利益呼吁，希望政府可以给予更大的支持。
控烟方面还没有看到太多进展，死亡率仍然在提高。不过，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去年年底发布了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挑战。在所有成功国家中，中国对烟草的课税最低。尽管有在某些地方不允许吸烟的规定，但并没有强制实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市场手段对控烟的激励不足。控烟项目进展速度较慢，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投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全社会谈论二手烟的问题，了解被迫吸烟的危害以及感染肺癌的风险。目前我们还没有在中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这需要时间，美国也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步改善公众态度，推动现在的变革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财富与慈善的关系以及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比尔•盖茨：我认为建立一家创新性公司的本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献。在我二三十岁时，这也是我致力的方向所在。其实，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创业的同时也兼做一些公益，像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创始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曾和一些硅谷的创业者们有很愉快的沟通，他们中很多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如何回报社会了——比我起步要早得多！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知道在当今中国，生产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技术领域都有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人们有选择如何处理财富的自由，但如何才是最佳的理财之道？我认为，把大笔的钱留给孩子去继承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拥有财富的人愿意回报社会，帮助人们拓展视野、看看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分享对全球进步的热忱，那么中国的慈善业会成为一支非常积极的力量。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了，只不过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也注意到，很多发生在本地的善举，人们对包括扶残助困、保护环境等领域越来越关注。不过，慈善是不分国界的，希望中国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穷人更多地伸出援手。
我们都有机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极端贫困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所有儿童不论生在何处，都有相同的机会茁壮成长。对于所有关心和认可每个生命价值的人们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促成这种改变更激动人心的工作了。